高通正在爭取為華為“制裁”松綁。

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前腳剛剛宣布麒麟芯片成“絕唱”，高通后腳就去游說美國政府，請求允許高通向華為出口芯片。

高通不希望競爭對手從針對華為的“制裁”中漁利，也不希望在中國市場的努力付諸東流。

然而這家企業的邏輯，似乎與近年來美國政府鷹派的邏輯背道而馳。

其實早已遞交“解綁”申請

其實高通早在2020年6月就已經向美國政府提交了許可申請，以獲準向華為銷售5G芯片組。

從目前的消息來看，高通很可能就是在為這一申請積極游說。

2020年5月15日，特朗普政府加碼針對華為的“制裁”，簽署禁令要求任何企業若向華為提供含有美國技術的半導體產品，必須先取得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。

隨后臺積電宣布，將在9月15日之后將不再向華為出貨。

臺積電是華為高端芯片最重要的供應商，也是目前少數擁有5nm制程工藝的芯片代工廠之一。

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在8月7日舉辦的中國信息化百人會2020峰會上表示，受到美國第二輪制裁的影響，華為的芯片沒辦法生產了，因此麒麟系列高端芯片可能停產。

而如果高通游說成功，將被獲準向華為出售芯片，華為也能夠獲得一次重要的喘息機會。

華為與高通的關系，最近升溫得很快。

兩家公司在上個月剛剛解決了許可糾紛，華為將向高通支付18億美元，以獲得使用高通芯片技術的許可。

再加上高通已于前期就提交了對華為銷售的許可申請，說明高通實際上非常不希望失去這么一個重大客戶。

為什么華為對高通很重要？

高通在其發布的一份簡報中闡釋了游說美國政府的部分原因。

該公司表示，特朗普政府針對華為的“制裁”不僅很難達到限制的效果，還可能將數十億美元的市場拱手讓給高通的海外競爭對手。

高通所說的競爭對手，極有可能是聯發科和三星。

為應對“制裁”的影響，華為將最快從Mate 40開始使用兩套處理器方案，其中國行產品仍然將搭載全新的麒麟芯片，而海外版則會從高通、聯發科甚至三星中選優一個“備胎”。

聯發科目前是所有“備胎”中，芯片供應數量最大的。

今年5月份就有消息稱，華為向聯發科訂購芯片數量暴增300%，導致聯發科不得不評估自己是否有足夠的人力資源來支持華為。

在8月3日又有中國臺灣媒體爆料，稱華為訂購的聯發科芯片數量超過1.2億顆。

如果以華為近兩年預估手機年出貨量約1.8億臺來計算，聯發科所分得到的市占率超過2/3，遠勝過高通。

三星則是除了臺積電之外，能夠掌握10nm以下高端芯片制程工藝的制造商。另據消息人士透露，華為所引發的市場變化，也曾作為三星電子內部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。

當前的形式，勢必讓高通感到焦慮。

高通在2020年上半年的表現其實不盡如人意。

財報數據顯示，高通在2019~2020財年Q3（公歷年2020Q2）營收為48.93億美元，去年同期為96.35億美元，同比下降達49.2%；凈利潤為8.45億美元，同比也大幅下降了61%。

另外高通還指出，在新冠疫情影響之下，受全球5G旗艦手機發布推遲影響，高通在下一個季度的手機出貨量將同比下降15%，因此下個季度的表現預期也不高。

那么究竟是什么5G旗艦手機能夠彌補業績表現的不足呢？

高通的答案也許正是華為。

盡管2019年美國“制裁”開始后，華為智能手機的發貨量少了6000萬臺，但在2020年上半年的銷售數據上，卻出現了奇跡：

研究機構Canalys發布的2020年Q2全球智能手機廠商出貨量報告顯示，華為Q2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中首次奪冠，這是9年以來第一次有三星或蘋果之外的廠商領跑市場。

目前海外市場因疫情沒有完全得到控制，消費市場持續浮潛可能性較大。

若能搭上華為智能手機的“快車”，對改善高通經營狀況或將產生十分積極的作用。

然而高通必須抓緊時間了。

一方面高通要面對競爭對手的“爭奪”。

不僅是高通，其他美國芯片制造設計商也在積極申請同華為合作的許可，其中包括美國最大芯片企業英特爾，半導體記憶產品生產商美光科技，以及可編程芯片供應商賽靈思。

有的企業已經獲得白宮一定程度的許可。

另一方面，“認清現實”的華為正在加緊布局全產業鏈，力圖在不依靠其他廠商的情況下，實現供應鏈安全。

華為的“南泥灣”項目已經在路上，計劃規避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，力圖突破其技術封鎖。

此外還有一點就是，高通與中國市場關系其實十分密切。

就目前的市場格局看，高通的手機芯片基本上都由中國手機企業首發，中國手機市場的火熱為其貢獻了相當可觀的營收。

例如其驍龍865芯片將會搭載于小米MIX4系列高端手機。該款手機將會對標華為2020年8月發布的Mate 40系列。

在華為等企業的帶動下，中國已經擁有足夠大的5G市場，讓高通可以實現技術迭代。

在群雄并起的5G時代，高通沒有選擇與中國市場和政府交惡，是一種聰明的做法。

美國鷹派：寧愿自損一萬，也要傷敵三千？

然而高通的想法，與美國政府中部分鷹派的想法，遵循不同的邏輯。

在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政客看來，當中國科技實力足以威脅到美國的時候，它就一定要扼制中國科技的發展，哪怕殺敵三千自損一萬。

自從特朗普掌舵白宮，美國不斷以“貿易公平”“國家安全”為由向外國施壓，以加征關稅等等方式，脅迫他國政府和企業按照特朗普的“劇本”做出妥協。

其中的受害者不僅包括中國、俄羅斯、伊朗等所謂“非自有世界”經濟體，還包括歐洲、加拿大等盟友。

而美國企業也是受害者，在不斷“退群”的過程中失去了機遇。

以5G行業為例。即將過去的4G時代里，美國是信息通信產業的霸主。

而如果華為實現了5G技術和市場突破，成為行業標準的制定者，對美國通信公司和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地位都將造成重大打擊。

因此華為在5G行業領域的快速發展，是特朗普最為忌憚的方面之一。特朗普曾不遺余力地號召美國盟友將華為排除在他們國內5G網絡的建設之外。

可隨著華為5G技術在中國率先實現商用，特朗普的措施反而容易讓美國5G相關企業失去優勢。

“...他們的（華盛頓）政策無意中使美國公司失去了在華為和實體名單上其他公司的席位。”

美國信息技術產業委員會（ITI）亞洲政策高級主管內奧米·威爾遜（Naomi Wilson）在2020年5月6日發表的文章中表示，當華為在指定5G行業的標準的時候，美國的工程師們卻只能回避，這將讓美國企業在5G競爭上處于被動的地位。

芯片行業的邏輯也同樣如此。

盡管特朗普政府的“制裁”掐住了華為的脖子，讓余承東大呼“困難”，對華為手機的生產和銷售也造成了沉重的負擔，但如今華為對形勢的判斷依然整體樂觀。

“制裁”中留下的需求缺口，卻讓別的企業得到了機會。

肥肉就在眼前，卻眼睜睜看著別人搶走，能不急嗎？

小結

當中國的科技實力威脅到美國的時候，特朗普決心要扼制中國，寧可自損一萬也要殺敵三千。

只是在疫情之下，許多行業的收入都受到了不小的沖擊，美國失業率達到10%的歷史高位，GDP也縮水了32.5%。

也許美國政府釜底抽薪，通過“絞殺”中國企業的方式，為美國企業創造了“超車”機遇，但相比之下，此時此刻美國企業現在最需要的，還是從低迷的實體市場環境中吃上一口肉的機會。